全国古玩交易市场,家有 “虎爸”，是怎么样的滋味？
我觉得我一辈子欠了我爸爸，我也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读懂我的父亲。
当你读了这个虎女的故事，你还想当虎爸或虎妈吗？
1
我的书房里，有一双父亲老年时穿的老布鞋。
深蓝色的牛仔裤面料，斑驳的白色鞋头，松了的鞋带，仿佛还系着他最后一次脱下鞋子的痕迹。
父亲老年的时候连上下轮椅都须人搀扶，我记得他最后一次穿皮鞋是在2007年年底弟弟回国办的婚礼上。
我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把这双布鞋收藏起来，没洗。
或许这是我对他消失的躯壳的念想。或许这是我凭吊没有办法陪他走完的晚年之路。
父亲一个人走了。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他辛辛苦苦送出国读书的三个孩子。
父亲晚年的时候，记忆力大批丧失，尤其是对近年的事情，常搞不清楚。但是对于亲朋的孩子，几十年前在哪间学校念过书毕业，成绩如何，依然如数家珍。
2
在我的刻板印象里，我的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教育狂，他把他一生未完成的希望，都转移到子女身上。
每次读《莫扎特传记》，谈到莫扎特的父亲如何把自己未成的音乐事业，寄托在他身上，我都想到我的父亲。
我爸绝对是虎爸。
我的杂志三周年庆时，我在纽约主持了一个晚宴，郎朗就坐在我的旁边，在闲聊中我们谈到了一位美国名人的儿子。所谓虎父无犬子，这位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也算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
郎朗问我说这个儿子的成就如何呢？我说，莫扎特完成了他父亲一生未完成的成就，是个突破性人物，但是莫扎特的儿子就得活在他成就的阴影下。郎朗开玩笑说，如果他以后有儿子，肯定不让他学钢琴！
3
我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也没有洋娃娃。六岁的时候，父亲就给我们买了整套22册的《福尔摩斯全集》，后来又有30册的《亚森罗苹全集》，造就了我们姐弟三人喜欢推理的习惯。
后来，我弟弟到哈佛攻读数学博士。他刚到哈佛的第一天，就在哈佛广场的书店里面买了一本《福尔摩斯小说》的英文版。
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很怕我父亲。我姐姐大我一岁，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学霸，在全校同届1000多名学生中，每次期中期末考总是蝉联全校第一，而且数学特别棒，常常参加数学竞赛，中学时以“市长奖”毕业。
我虽然也不至于成为学渣，但是跟姐姐比较起来，我什么都不如，这使我常常觉得很沮丧。我姐姐说话非常委婉，很有我爸喜欢的“闺秀范儿”，不像我“一根肠子通到底”，不知道如何用拐弯抹角地来达到目的。
我父亲在报社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有名的画家，父亲在她面前常常称赞我的姐姐，就不提起我的名字，这一点又使我很难过。
我的弟弟在很小的时候就考进了“天赋优异儿童班”，所以他的生长环境又跟我们不一样。夹在两个高成就的姐弟之间，我就是一个多余的，让人漠视的“夹心饼干”。
我想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很喜欢翘课，很喜欢画画，很喜欢用不同的事情来表达我自己，恐怕就是不自觉地想用不同的成就吸引父亲的注意吧！
相形之下，我在耶鲁的西方同学们，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要求好像很少，而每次父亲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问的都是我这个礼拜有什么成就？学校里的功课好吗？有什么新的研究结果？我那时的男朋友就问过我，“你爸怎么都没问过你日子过得好不好？你的情感好不好？你快乐吗？”
4
我在耶鲁念研究所的时候，每个星期天早上都在中文学校，教当地一些华裔教授的孩子中文。我的那批学生可恨学中文了，特别是写汉字。
孩子们对我埋怨：其他美国同学星期天都不用上学，可以出去玩，而中国孩子除了学网球、学钢琴之外，还要学中文！有些中国父母逼孩子学中文的“撒手锏”：不做功课，不给饭吃！
那时美国高中很少教授中文课程，中文不像现在热门。我想无论如何，今天有些人应该很感激他们的父母逼着他们学中文吧！
在其他孩子在课后去钓鱼，跳房子，烤番薯的时候，我学过儿童英语，学过英文打字，学过绘画，学过钢琴，学过游泳，还学过舞蹈。旷课是绝对不准的，父亲总会叮嘱我，既然交了学费就得从头到尾学好。
除了舞蹈课外，我最喜欢的是绘画。父亲带我到雄中跟罗青云老师拜师。有一次，外面下了毛毛雨，罗老师给我们的主题是雨景。当我在画纸上面用蜡笔跟水彩，画满了撑伞，穿雨衣和躲雨的人儿，罗老师问我说：“你如果把画纸放在外面的空地上，会怎样？”
我把我的作品放到屋檐外，滴答滴答，雨滴模糊了我的构图，却又造成不可预期的丰富画面。我的雨景和我的想象，都超过了水彩与蜡笔的局限。
记忆中的父亲，事业心并不强。他放弃应酬活动，与上司活络关系的机会，或其他使他事业提升的途径，宁可花很多的时间在我们的教育上。他读到肯乃迪家族经常围着长饭桌辩论时，就鼓励我们姊弟在饭桌上也慷慨地发表意见。饭点是神圣的，一家团聚的时间，绝对不能迟到。
我在小学毕业之前，父亲花很多时间阅读和改正我们写的文章。书和书架在我们家是神圣的，和其他父母不同的是，他们只重视教科书，我的父亲却很鼓励我们阅读课外读物。我们家订了四份报纸。
我母亲白天工作，父亲在报社的工作在晚饭后才开始，他白天就挑起了煮饭的任务。
我到了美国读书后，想念家里面的福州菜口味，必须让自己从完全不下厨房的女孩，变成一个很会烧菜的人。我在厨房一点一滴，回想小时父亲做的菜色而仿制。
但是多年后我才觉悟到，父亲在1947年离开闽清老家，不也是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男孩吗？他在台湾摸索出来的厨艺，不也是一种对老乡口味的乡愁吗？
原来，那种离乡背井的滋味，都跑到我们煮的食物里面了。
我来美国之后，总是觉得为什么父亲过日子这么沉重？为什么人生总是有这么多的负荷？为什么待人接物要有这么多的责任？为什么生命一定要有那么多使命？为什么我不能够像其他的西方同学一样，放开享受？
为什么亲人之间要有这么多的牺牲与迁就？
我想不通生活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就越逃越远。而父亲也仿佛与我的生命不相干。
念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时候，父亲跟母亲到纽约来看我。这是我出国多年，我让父母第一次来看我。我很不想见他们。
哥大的新生训练8月就开始了，我不得不把耶鲁论文的最后一章搁着，直接奔纽约就学。父亲到哥大宿舍来找我的时候，劈头就问：“为什么论文没写完就改弦易辙了？你的大学某某同学已经拿到博士任教了！”
比，比，比！总是拿我跟别人比！
那一次，父亲系了一条又老又旧的皮带，仿佛在提醒我他对我们做的牺牲。皮带的过时，和我在新大陆的生活完全没有衔接。我觉得这条皮带的出现，真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
多少次，我希望父亲没有为我们做这样多的牺牲。多少次，为了父亲这条皮带，我感到多么自卑多么难堪。
多少次，我想起多少个中国父母省吃俭用把子女送到国外。而现在，多少次，我却希望从这条皮带中再度感受父亲的温暖。
6
父亲生病后，每次我见到他，他已经不过问我在美国的“成就”了。他喜欢问我吃得好不好！他仿佛也了解到我在美国奋斗的艰辛，为了早点晋身合伙人，每年只拿10天的假。我们之间，有的只是彼此的体谅和难得见面的心酸。
我终于明白，能够讲出一个笑话，看父亲僵硬神经的脸孔，泛起一丝笑容时，那有多么幸福。即使在两三秒的解脱之后，他马上又得回到了与胃管和褥疮搏斗的现实。
以前，我只能看到他的残酷；后来，我只能看到他的仁慈。
为什么在他没有办法旅行的时候，我才想到带他去旅行？
为什么当他对我没有要求的时候，我才想到亏欠如此多？
我们的父母就像交响乐的主旋律。我们的人生可以是变奏，可以是对位，可以是延伸，但是都离不开原来的主旋律。越老了，就越像父母。
他到我家的时候，立马就在茶几上放了一大沓新台币，很有自信地展示这个见面礼的说服力。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只有在电视剧才有的场景：我父亲一手就把钞票推回去。
名主持人走后，父亲没有解释什么，也没有跟母亲有任何讨论，仿佛彼此之间早有默契。
父亲去世以后，我才从他生前用过的一本《圣经》中，看到他的笔记，了解到他对于世俗物欲的淡视，对灵性的追求，有接近于神职人员那样的清高。
在父亲的追悼仪式上，没有金色飞扬的纸钱，只有六只素净的花篮，写着六个博士，六个子女媳妇、女婿的名字。
父亲晚年的时候，一直惦记着要在老家办席，因为他的孩子在祖祠“分了馒头”。
我回了闽清之后，才知道原来父亲的教育狂热，是对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传统的悼念，虽然有些旧时文人的不合时宜，也有他过度的执着。但是我爱父亲，所以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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