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后宫人生小说免费阅读_文化自觉与文化互动
立足于“发现东方”是中国学者的使命，但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西方。仅仅“发现”还是不够的，还当有“发现”生命内核以后的“文化互动”式对话。西方是一个强大的他者，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一个巨大语境，所以要去不断地关注和“拿来”，“拿来”仍是几个世纪之内中国学者的任务之一，但任务的核心是开始自己说话。只有这样的双向互动，才能增加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接触。阿兰·佩雷菲特曾经说过一段沉痛的话：“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他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30]那种自我保守的僵化，或者自我虚无的殖民心态都已经过时。需要的只能是开窗(拿来)和开门(输出)，才能使那种所谓“聋子对话”的时代成为过去。
我要强调的是东西方文化互动。有西方的输入，就应该有中国的输出，不能简单地、一味地接收西方，而不输出中国文化。有一种说法是：还是经济做好了再输出吧。我想说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仅仅等经济起飞后文化才输出的话，那时的全盘西化中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代表东方文化?我们穿的衣服是西装革履，我们所有玩卡拉OK方式是日本的、迪斯科是欧美的。如果像新加坡前总理所说，到了40年左右，中国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力接近于美国，或20年左右等于日本的时候，中国能输出什么样的文化?首先是要有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观念和想法，然后再去找我们的材料实行。如果没有这种想法，每个人单一的输出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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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输出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单极文化的消解，张扬多元文化和多极文化的具体实践。传统是一元的，甚至有时是专制性的;现代变成了二元的文化：有传统就有现代，有先进就有落后，要把一切变成二元的;而后现代主义提出多元，或一分为三，这样就使得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说高的就好、矮的就不好，发展就好、停滞就不好。人们变得更聪明更宽容，心态也更平和了。现代性的弊端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现代性成了世界的惟一性、不可质疑的真理。当这种现代性成为惟一的话语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质疑呢?中国文化输出不是要救西方，不是拿中国的文化精神去救西方的精神危机。我们可以对西方误读加以反拨，对祖先文化的传承担负责任，对全球化即西化的文化格局提供另一种多元的可能性。
如果说，过去中国习惯于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而饱尝恶果，为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付出太大的“代价”，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将重新确立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并且不再沉默不再虚无不再被文化殖民。中国文化学会了平等地看待事物的秩序和文化的演进，平心静气地看待多文明并存和文化互动的世界，并愿意为这个强权世界转化为一个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而提供自己的文化编码。历史已经将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我们必须经过现代性的反省，意识到我们在“发现”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眼光、立场和观念，使西方文化霸权在对话中很难通过某种中介产生出新的知识权力关系，从而达到改写世界的文明发展史，追问人类价值共性和本土差异性问题，构想未来世界文明精神生态意义的目的。世界不应该也不可能由西方人说了算，东方南方北方都或早或晚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使自己的声音在“自我言说”中逐渐进入“有效言说”。[31]在倾听和言说的“众声喧哗”中，人类将会找到自己的存在的多元地基。
赛义德说：“各个文化彼此之间太过混合，其内容和历史互相依赖、掺杂，无法像外科手术般分割为东方和西方这样巨大的、大都为意识形态的对立情况”。[32]我注意到，当今世界所有文化都不是隔绝的而是精神互动的，所有文化都不是纯粹单一的而是异质混杂的。没有所谓的不受西方影响的东方文化，也没有不受东方文化影响的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彼此依存而休戚相关。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认为：“中国借助西方模式，能够使他为期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秩序确立更加规范的准则，同样，我们借鉴中国的模式，可能会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权的礼的基础。它也许能提供更伟大的容忍精神，用以对待文化的多样性，并且能增强这样一种能力：它不仅使我们能看出自己的种种认识为西方所限，而且把这种限制当作人权观念的实际本质。”[33]因此，应该反省那种冷战式的“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说法，关注核威胁下面的人类处境，使全球知识分子关注真正的问题——人性的良性发展和人类未来精神生态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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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新世纪人类文化发展只能是东西方互动，那种全盘西化的格局必须让位于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今天，人类文化发展要把握四个结构性的问题：一是差异性和共同性的问题，应该更注重“差异性”。二是现实性和可能性问题，应该更注重“可能性”。三是立场性和让步性的问题，应该更重视本土“立场性”。我们已经让所有“他者”的东西占有了我们，这种“让步”我们已经让了很多年，所以今天更需要表明我们的“中国立场”。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黑格尔也说，永恒的是自然的巍巍高山，而人在其中是瞬间的存在。但是，在我看来，有些东西——精神情怀是不能变的。现代性使得现代人在无穷扩张“自我”，当扩张到一定程度时，也就没有“自我”了。自我的消失使得人们成为“非我”，这在本质上的对生态文化和文化生态美学的违背。
东方文明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启蒙、影响、推进了西方文明。西方现在反过来传给东方以科学技术、资本、民主制度等，使东方文明走向现代。文明就是这样在不同历史阶段相互交融、互补互动的。但是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一统天下，更何况一霸天下了。可以说，充分尊重差异性文化，是未来人类和平共处的重要地基，东西方文化互动是人类做出的最富于人性魅力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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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认为，新世纪世界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不再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权力征服“东方”，而是如何重新“发现东方”。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起来。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本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的“拿来”，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不再自我陶醉也不再自我虚无，而是向世界开放和不断创新，进而坚定不移地走向文化“输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绝非要“拯救”西方文化，而是尽可能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读，并促成新世纪世界文化生态达到新的平衡。
对中国知识界而言，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知识分子该如何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举动和措施都是对西方的一种回应，并常常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在急于将文化、政治、经济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中国无可避免地被笼罩在了后殖民主义世界的大气候之下。经过了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经验，中国思想界明白了：中国思想文化界不能一味跟随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标新立异的文化走，“守正创新”是自身文化生命精神正脉坚守与提升，而“文化原创”是文化生产力大幅提升的标志。只有守正创新和坚持文化原创，才能打破妖魔化而向世界呈现大国文化美好形象。文化输出意味着大国文化真正崛起，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整体性地守正创新。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东方文化形态成为东西方互动的人类的文化形态，将使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达到和谐协调而成为人类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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